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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個社工師

在家屬心痛與救助生命中徘徊

    新光醫院社工師余佩兼常常經手器官捐贈的案件,在接收到醫師通知病人可能可以捐贈器官時,就會與其家人聯繫溝通,也讓社工師這個角色變成家屬改變心意點頭答應的關鍵。

    穿著白袍的余佩兼聲音輕柔,她表示社工師的工作並無他人想像中的輕鬆簡單,尤其進行器官捐贈時,社工師成為一名貫穿整個過程的角色。從一開始病人曾登錄具捐贈意願,或主治醫生評估該病人狀況符合捐助資格者,就會通知社工師與家屬進行討論和協調,並隨時掌握病人的狀態和家屬的心靈層面上的反應外,社工師還要一路陪同到最後。

    若家屬同意捐贈且病人已經醫師判定第一次腦死後,社工師便會陪同至警察局報案,並通知檢察官來院進行第二次的腦死判定,余佩兼表示,其實這部分非社工師的職責,但常常發現家屬去看警察局卻不知如何表達,一來一回耗費大量時間,因此只要是她經手的案件,每一步驟都會親力親為,讓過程保持順利流暢。

    而器官捐贈的手術不易,時常一路到半夜,過程中社工師也會全程陪同家屬在手術室外,等待所有器官摘取完全,並隨時掌握家屬情緒,因為親人的離開常常讓人傷心欲絕,卻又讓親人多挨一刀,有時家屬會變的糾結又不知所措,社工師的精神幫助就變成至關重要。

    整個醫療過程中,社工師常常陷入兩難的情境,醫院醫生有時會不想動摘取器官這麼大又困難的手術,而對說服家屬捐贈器官感到消極,讓社工師在與家屬協商上也造成不易;或是家屬臨時反悔,讓所有的準備工作臨時喊停,也讓社工師心力交瘁,但余佩兼卻十分喜歡這份艱困的工作,她表示每到結束後,一想到又可能救了好幾個人,就感到滿足,移植的病人寄到醫院的感謝卡也成了她最大的動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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